“那怎麼辦？從改旗易幟的那天起，大義就在南京那邊了。你覺得漢帥的性格，可能願意擔上一個擁兵自重、分裂國家的罵名嗎？一槍不放丟了東北的罵名他可還揹著呢。”張耀中說道，“不過從現在的情況看，漢帥應該也不會百分之百執行命令，就看他能扛多少了。”
“要我說還不如讓漢帥把人都帶走，好讓殷汝耕這老小子早點跳出來，就這麼憋著，別回頭再憋個大的。”李昭說道。
“傻吧你，東北軍在河北，咱們敢把背後放心交給他們。如果換成老蔣的人在河北，你敢嗎？忘了去年同盟軍的事了？”張耀中說道。
“這叫什麼事啊，咱們打日本人，還要防著他們。媽了個巴子的。”李昭恨恨地說道。
“希望漢帥能多扛一段時間，多給我們一些準備的時間。這樣到時候我們應該可以打得快一點，避免打成拉鋸戰。”張耀中說道，“一旦打成拉鋸戰的話咱們吃虧啊。”
“是啊，咱們現在兵力雖然不少，但是將近一半的新兵，他們卻是隨時從東北補充兵力，別說是在鄉軍人了，就算是關東軍主力也就是換套衣服的事。”李昭嘆了口氣說道。
“咱們也不是沒有優勢，跟小鬼子比咱們重火力是差很多，但還是比殷汝耕好多了。一旦開戰，咱們要儘可能地把火力優勢發揮到極致，速戰速決。”張耀中說道。
原本張耀中還有對一二三營和薊密大隊、灤榆大隊的架構都重新整編的想法，哪有這麼大的營啊，一個排都六七個班。這都相當於是一個連長越過排在直接指揮一個缺編排的兵力了，但是如果整編成團的話，兵力上多少都還有一點欠缺。
張耀中暫時又不想動另外五個營的兵力，那五個營現在的架構也都很穩定了，戰鬥力也上來了。也只能等到這批新兵成型了之後再說吧，而且這幾個人到底能不能指揮一個團的兵力，可能還要透過一兩場戰役驗證一下。
1934年12月2日晚11時，天津親日的國權報社社長鬍恩溥在住處日租界壽街北洋飯店被人槍擊。日租界巡捕聞聲趕到，未獲兇手，將胡恩溥送至租界鹽谷醫院，胡恩溥因傷重斃命。5小時後（12月3日凌晨4時許），天津親日報社振報社社長白逾桓也在日租界須磨街22號自宅內被人槍擊，當日本警署人員趕到現場時，白逾桓已身死。
胡白暗殺事件發生後，日本方面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12月11日，日本駐北平使館武官高橋坦聲稱：“此次日租界暗殺白、胡事件，日方認為紊亂日租界治安，情形嚴重，萬難漠視”，又稱“暗殺白、胡案與藍衣社、憲兵特務隊及青紅各幫均有秘密關係，然省府當局知之有素，事後則佯無所聞，若不嚴加制止，恐引起事態之擴大。”
此後，日本天津駐屯軍不斷騷擾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黨部等機關。日本軍官池上還誣指天津市市長張廷鍔等為主兇，于學忠為指使者。日本武官影左禎昭、關東軍副參謀板垣徵四郎甚至要求逮捕張廷鍔和于學忠。
“看起來日本人這是要動手了啊。”王志軍說道。
“哼，胡、白二人都是在日租界被暗殺的，先別說于軍長手上有沒有擅長幹這種事的人，他的勢力能滲透進日租界嗎？”張耀中冷哼一聲說道。
“如果不是于軍長安排的，你覺得會是誰呢？”方叔洪問道。
“九一八的時候，日本人為了找動武的藉口，自己在柳條湖炸了鐵路，還炸死了幾個日本兵。這一次我猜十有八九也是日本人乾的，就是為了找藉口對冀東用兵。”張耀中說道。
“關鍵現在日本人還拿我們當由頭呢，直接把我們說成是正規軍，宣稱因為我們的存在，他們有理由派關東軍進入冀東。”王志軍說道，“如果關東軍真的開進冀東，咱們還真不好打啊。”
“不是不好打，是根本就打不過。”張耀中說道，“不過他們真的要派關東軍進入冀東，也就不會喊出來了。既然他們這麼高調地喊出來，無非也就是對南京施壓而已。日本人真的想派兵的話，還會跟你打招呼嗎？”
“是因為平津一帶的51軍和67軍近20萬人，給他們的壓力太大了嗎？”王志軍問道。
“我們給的壓力也不小啊，他們想從北邊打我們，根本打不進來，南邊殷汝耕之前的那些人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的，現在雖然日本人給殷汝耕補充了不少在鄉軍人和日本浪人，但是懾於我們的威壓，也不敢輕易動手。這樣的話，他們之前劃定這個非軍事區還有什麼意義？”張耀中說道。
“那就等等看日本人下一步會做什麼樣的動作吧，大不了就跟他們拼了。”王志軍說道。
“事情應該還沒到這一步，我現在唯一擔心的是，不管日本人提出什麼要求，南京都答應，真的把東北軍全部調走，事情就不好辦了。”方叔洪說道。
“咱們先靜觀其變吧，漢帥還在北平呢，他都被南京坑成這樣了，難不成還什麼都聽南京的？”張耀中嘆了口氣說道。
其實說這話的時候張耀中心裡也沒底，因為這時候跟他記憶中的歷史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偏差，時間、兵力全都對不上，到底事件會往哪個方向發展，他也不知道，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12月29日，梅津美治郎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身份發表通告說，由於發生了“特警大隊事件”，日軍便有理由進入長城，並單方面擅自宣佈：“把察東五縣、北平和天津也併入所謂的非軍事停戰區內，中華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進駐北平豐臺”。
同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偕同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到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的住所居仁堂，會見了何應欽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俞家驥，第一次以口頭的形式提出了日本方面的通告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