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殷死的時候，據說沒說什麼話。也許他想起了當年在澶州接到郭威訊息的那個晚上，也許他想起了擁立郭威登基時滿城的歡呼聲。也許他什麼也沒想——五代的人，見慣了生死，輪到自己，也沒什麼好說的。
《資治通鑑》的記載冷得像刀鋒：“出城，殺之。”
四、鄴都的“安撫”
王殷死了，但事情沒完。
郭威派鎮寧節度使鄭仁誨去鄴都“安撫”。安撫誰？安撫王殷的舊部，安撫河北的軍心。
鄭仁誨領命出發。一路上他大概盤算了不少事。
到了鄴都，王殷的次子王承訓出來迎接。按《舊五代史》的版本，王承訓“不出候謁”——沒有按規矩行禮拜見。鄭仁誨二話不說，殺了他。
按《資治通鑑》的版本，就更有意思了：“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
一個“利”字，把鄭仁誨的心思寫得透透的。他不是因為王承訓失禮——他是看上了王家的財產。殺了王承訓，把王殷的家屬全部遷往登州，家產自然歸他處置。
《舊五代史》裡還有個細節：鄭仁誨殺王承訓，是“不奉詔”的。郭威給他的命令是“安撫”，沒讓他殺人。鄭仁誨自己加戲，加出了人命。
有意思的是，歐陽修在《新五代史》裡對鄭仁誨的評價是“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一個謙謙君子，到了鄴都就變成了殺人家兒子、奪人家產的惡人。權力這東西，真能把人變成鬼。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把這件事記得清清楚楚。他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不是隨口一說——他要讓後人知道，郭威殺王殷，是帝王心術；鄭仁誨殺王承訓，是人性之惡。兩件事，性質完全不同。
後來，鄭仁誨“絕嗣”——沒有後代。寫史的人信因果，讀史的人不妨也借鑑一下。
司馬光說
臣光曰：王殷之死，論者多歸咎於“功高震主”。然臣觀其事，殷之取禍，不在功高，而在“不自安”三字。
何謂不自安？殷以河北之兵自恃，出入甲士數百，擅調鎮戍，聚斂民財，此皆“不自安”之狀。他未必真有反心，但他做足了準備反的姿態。在五代那個“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年代，一個將領做足準備反的姿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
郭威殺王殷，確有私心——為柴榮鋪路，為後周固本。但郭威的高明在於，他不只是殺一個人，他殺的是“天雄軍節度使”這個位置背後的勢。罷鄴都，但為天雄軍；加柴榮判內外兵馬事；誅“二王”以削功臣之權。一系列動作行雲流水，王殷只是第一步。
至於鄭仁誨殺王承訓，臣以為此事尤當警醒後世。郭威命其“安撫”，他卻“擅殺”，且“利其家財”。上有所命，下有所違；上欲安之，下欲取之。帝王心術再精，也管不住執行者心裡的貪念。鄭仁誨絕嗣，史家記之，非為報應之說，實為警告：借公事以行私慾者，終有不測。
作者說
聊王殷，繞不開一個話題：郭威為什麼非殺他不可？
標準答案是“功高震主”。這個答案對，但不夠深。
我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郭威殺王殷，本質上是一個“安全感”問題——不是郭威的安全感，是王殷的安全感。
王殷是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從小喪父，由母親帶大；在五代那個今天不知道明天誰當皇帝的世道里，他從一個小卒一路殺上來，靠的是比別人更狠、更警覺。他的“恃功專橫”也好，“聚斂民財”也好，出入帶數百甲士也好——這些行為的底層邏輯，都是“我要確保自己不會被人幹掉”。
但他忘了：在一個皇權體系裡，臣子的安全感越強，皇帝的安全感就越弱。這是零和博弈。
王殷以為自己在“自保”，在郭威眼裡，這是在“示威”。他以為帶著三百甲士進京是展示實力，在郭威眼裡，這是在展示造反的可能性。他想的是“我有兵，你別動我”，郭威想的是“你有兵，我更要動你”。
所以郭威殺他，不是在殺一個“想造反的人”，而是在殺一個“讓皇帝睡不著覺的人”。
這和後世朱元璋殺功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底層邏輯一模一樣。區別只在於手法：朱元璋是屠刀，趙匡胤是酒杯，郭威介於兩者之間——先給你富貴，再給你刀。王殷選了最差的那條路：既要富貴，又要兵權，還要皇帝放心。
這世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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